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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:效率、道德调节和社会和谐

第一个问题,效率的双重基础。 我们经常谈效率,效率其实有两个基础,第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,包括现有的厂房设备,也包括劳动力等等。效率的第二个基础就是道德基础。如果仅仅有物质技术基础,只能产生常规效率,而超常规效率来自何处?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。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。

  比如抗日战争期间,为什么国民有那么大的热情和积极性,有那么高的工作效率?就是因为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。没有这种道德基础的话,不可能发挥这么高的效率。

  又如特大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,大地震、大洪水等等,在这种情况下,为什么全国都有那么高扬的抗震救灾精神?也是因为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。

  再比如,为什么移民社会的效率非常高?闯关东,从清朝中期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,山东人闯东北。那种凝聚力,那种开发精神,都是前所未有的,这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。同样,山西人走西口,广东人福建人闯南洋,也都是依靠道德力量发展作用,它把整个家庭家族都凝聚在一起了。我们到福建龙岩参观土楼,土楼是客家人南下以后在那里居住的,土楼都很大,有方的有圆的,有些是上百户在里面住,外面有土墙。放火烧,土越烧越硬,包围也不怕,别人也打不进来,客家人靠的就是家族凝聚力。我参观以后很有感慨,临走时让我题词,我想了想,写了七个字:“人情道德一楼中。”土楼反映了一种道德关系,客家人在当初的蛮荒之地扎下根来,最终从这里走向全世界,这也是道德力量起了作用。

  第二个问题,道德调节。 我们的社会有三种调节方式。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,靠一只无形的手来支配资源的配置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,靠政策、法规、法律起调节作用,这是一只有形的手。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。

  既是无形却有形,既是有形又无形。有形的是靠乡规民约来管理的,无形的力量就是自律,都是道德力量的调节。难道第三种调节真的存在吗?当然。市场不过是几千年以前才出现的,原始社会解体时,部落之间出现了商品交换,于是就有了市场调节。政府的调节就更晚了。但人类社会存在的历史,少说有几万年了吧,更远一些据说有十万年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,既没有市场,也没有政府。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,而且一直在前进,是什么力量在调节?是道德力量在调节。

  即使有了市场以后,有了政府以后,在偏远的地方,政府力量是达不到的,市场力量也到不了,但是这种地方仍然有人居住,为什么?这就是道德力量在发挥调节作用。社会生活是个大领域。社会生活领域中,交易行为只是一小部分,很大一部分都属于非交易领域。家庭关系、家族关系、社交关系、街坊邻居关系等等,都属于非交易领域。非交易领域中,社会生活靠什么运转?市场的力量进不去,因为这不是市场活动。政府调节只规定了界限,社会生活不能违背法律,违背法律我就管你,不违背法律我就不管你。比如说,家庭关系,政府不管,但发生家庭暴力,政府要管,因为超过了道德调节的界限。但是多数场合还是在道德力量调节之中。

  中国古代有句话:“小乱居城,大乱居乡。”小乱,乡下人往城里跑,因为城有城墙,有兵把守,所以乡下人投亲靠友到城里来。大乱居乡,大乱的时候人往乡下跑,跑得越偏僻越好,为什么?因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,包围、断粮、断水、火攻、水淹,破城以后还大开杀戒,所以人们都怕了,跑得越偏僻越好。市场当时是瘫痪的,起不了作用,政府是无能的,在战乱期间管不了那么多。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,就是靠道德力量起作用。这些都告诉我们,道德调节是存在的,是无形的,它不是市场调节,也不是所谓的政府调节。

  现在深化改革遇到阻力了,阻力在哪里?我在全国政协会上答记者问的时候提了两条。

  第一,利益集团的干扰。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了。

  第二,就是制度惯性的存在。制度惯性在经济学里面又叫路径依赖,就是说老办法我习惯了,老的一套我适应了,所以人们不想变,也不准备变。

  下面,我再补充两条。

  第三,要有完善的、独立的市场主体。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,市场化改革是难以推进的。我们正在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,通过民营企业的转型,来逐渐使市场主体完善化。

  第四,就是信用体系的建立,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。道德力量的调节是重要的,在没有市场调节,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,它是唯一的调节。有了市场以后,必须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,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,这样,市场才能更好地起作用。人一定要讲信用,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。

  第三个问题,就是信念和信心。 

  十九世界末、二十世界初,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思·韦伯,写了很多书,包括经济学的、社会学的、哲学的。最著名的代表作是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,这本书当时轰动了德国全社会。他解释了一个问题,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十六、十七世纪的时候在荷兰和英国产生。因为大家知道最早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在地中海沿岸,如意大利,意大利经济很繁荣,但意大利没有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。

  古代中国经济也很发达,但是中国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。那为什么荷兰和英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呢?我们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解释,我们讲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,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等等,用这个来解释。韦伯是用一种伦理观念,宗教伦理观念来解释。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会,天主教的伦理观念是这样的,人是上帝的仆人,人都是有罪的,人怎么赎罪,两条途径你选择。一条途径:进修道院当修女当神父,把终身奉献给上帝。第二条路,你去不了修道院,你就把钱捐献给教会,教会来给你做好事,你也就可以赎自己的罪了。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会还发明了一种赎罪券,你买多少赎罪券你的罪就会少多少等等。这两条路现在看来都不能发展经济。人都不结婚,都进修道院去念经了,经济怎么发展?人把钱都捐给教会了,这也不能发展经济。所以天主教不能促进经济向前发展,意大利不可能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市场。

  韦伯认为,拿古代中国来说,中国以三种宗教为主。

  第一种宗教,外来的宗教,就是佛教。佛教在观念上教导人:这一辈子做好事,下一辈子就会过好生活;这一辈子做坏事,下辈子变猪、变狗、变羊、变马。所以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虚无缥渺的来世。这当然很不现实,讲究轮回不能使经济发展。

  中国的第二种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,就是道教。道教分上下两支,上支的道教追求享乐主义,比如王公贵族追求长生不老,炼丹等等,追求享乐。下支的讲究平均主义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徒的起义。五斗米道,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了。这是平均主义思想,所以这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。

  第三种宗教,其实并不是宗教,而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。有时我们也称儒教。儒教就是要忠君,要做一个清官,帮助皇帝治理天下,这样一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。

  韦伯认为,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能发展资本主义,因为当时实现了宗教革命,基督教分成新教和旧教,旧教就是天主教,新教有新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。新教的伦理是这样的:人是上帝的仆人,人都是有罪的,人怎么赎自己的罪呢?勤奋工作、积累财富、创造事业,因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在创造事业,事业做得越大,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。正是这样一种精神,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。

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全世界出现了韦伯热。韦伯已经去世多年了,为什么会掀起韦伯热?西方国家从韦伯的书里得到了启发,那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创业精神。尤其是德国,战败了,德国人认为,如果没有创业精神,就不可能再起来了,所以就拼命地干,韦伯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。

  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有一阵子也出现了韦伯热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,必须有一种动力,一种竞争力。没有信念,没有精神,是不行的。信念需要精神力量。中国曾经落后那么多年,现在时机到了。改革开放以后,大家就应该贯穿这种精神,没有信念,没有信心,中国经济不可能起飞。

  第四个问题,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。 我们谈过很多红利,比如有资源红利。旧的资源红利消失了,科学进步导致不断出现新的资源红利。旧的人口红利也会慢慢消失,因为廉价劳动力时代过去了,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教育,培养新的人口红利。发展方式的红利很重要,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产生了新的红利。但是所有这些红利还不是最大的,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。

  

 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,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,论资源红利,他们可以有新的;论人口红利;他们也可以有新的;论发展方式的转变,他们同样可以有新的,他们的发展也可能走在中国前面。但社会制度的和谐红利,他们不可能有,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产生这个红利。因此,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、人口红利和发展方式红利,更应当创造社会和谐红利。而社会和谐红利要依靠信用体系建设,要使人成为有道德、有信念、有信仰的个体,这样,社会就有动力了。社会和谐红利要靠我们去创造。

  有人问我,怎么来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?这个跟人的素质就有关系,假如人都是讲信用的、有信念的,这就能够建成,否则就建不成。

  混合经济所有制在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,要真正实行法人治理结构,健全混合所有制,这样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。比如员工持股制。员工持股制实际上在探索一条路,能不能走向社会和谐。因为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,财富、利润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,既然是共同创造的,为什么利润被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占有,而人力资本投入者却没有?最重要的是实现产权激励制度,让那些发明者、管理者,一切作出贡献的人,都能够在自己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得到一部分的股权。

  比尔·盖茨、乔布斯不是他们个人多么聪明,而是公司培养了一支研究团队。正是研究团队充分发挥作用,公司才不断发展。他们用什么力量调动这个团队呢?靠的就是产权激励制度。这就告诉我们,在进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,要不断试点,不断总结经验,最后实现社会和谐红利,这是我们最大的红利。(选自厉先生在4月10日第五届紫光阁论坛上的讲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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